丛书说明　　主编　王玉德

　　这套丛书由华中师范大学歷史文献研究所的教师撰写。该所是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方术文化的中心之一，先后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的学者前来访问。该所已经出版了《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丛书》《中华神秘文化书系》两套丛书，并于一九九二年举办了有一百多位专家参加的神秘文化研讨会，拟于一九九四年年底在武汉召开方术文化国际研讨会。
　　邱镇京先生在大陆学术界享有盛誉，许多报刊报导了他的事蹟，我们主动与他商量出版方术文化事宜，竟然得到应允，使我们由衷地感激。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这套丛书是学术交流的一座新桥樑。通过这套丛书，可促进学术的互相了解和研究水平的深化，我们期待着臺湾学者与我们携手，共同弘扬灿烂、悠久、神秘的中华文化。
　　这套一百五十万字的丛书在撰稿中难免出现疏忽，敬请同仁赐正。
　　最后，再一次感谢邱镇京先生和他的出版社。

中华方术文化述要（代丛书前言）　王玉德

一
　　在博大丰富，悠久连续的中华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具有神奇而隐秘、科学而迷信的特徵，我们统称为神秘文化。
　　神秘文化的范畴涉及三方面：一是人与神的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人的关系。其具体内容大致有六大类：第一是思想类，它包括万物有灵论、天人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宗教学説、宿命论、无神论、奇谈怪论等，这是神秘文化的哲学部分。第二是民俗类，它包括崇拜祭祀、择吉禁忌、癖疾陋俗等，这是神秘文化的泛延部分。第三是方术类，它包括各种预测类、养生术和杂术，这是神秘文化的主干部分。第四是文献类，它包括《周易》《尚书》《山海经》《大藏经》《道藏》，以及各种秘籍禁书和方术资料，这是神秘文化的库府部分。第五是人物类，它包括巫师、术士、僧道隐逸、善男信女、门帮会派、能工巧匠、神童哲士，以及由人物演变而出的神仙鬼怪，他们是神秘文化的表演者。第六是综合类，它包括各种奇异的现象、神秘的事件、精湛的工艺、絶妙的名胜、人文的地下宝藏等。
　　神秘文化并不是中国的土特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神秘文化。在西方、欧洲大陆一度完全被宗教神秘主义所统治，欧洲学者对以奥秘知识，特别是关于灵界和未知宇宙力量的知识为依据的理论、习俗、礼仪、统称为神秘学。神秘学包括撒旦学、星占学、喀巴拉、神灵学、占卜学、巫术、法术等。在东方，古代印度以神秘主义为崇高的境界。禅宗认为神秘主义是最完备的认识，只是无法用知识表达而已。神秘主义是个人修行的目的，通过彻悟、祭祀、幻术、达到人神一体，神人交融的境界。
　　我国的神秘文化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长期性。神秘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原始人是怎样钻燧取火的？山顶洞人为什么要在尸体周围洒些赤铁矿粉粒？半坡人是怎样以母系为中心组成家庭？图腾崇拜对社会进步发生了什么影响？炎黄之争是否推动了歷史发展？这些都令我们深思。既使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还有许多人笃信鬼神、溺恋宗教、认定宿命。神秘的观念经久不衰。二是复杂性。神秘文化是多种层次文化的总滙，既有科学，又有迷信；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即是裸露的，又是朦胧的。它头绪纷繁，逻辑混乱，没有完整的体系，治丝益棼。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研究神秘文化的艰鉅性。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要求尽快尽圆满地破释各种神秘现象，这就必然会促成神秘文化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开拓。

二
　　造成文化神秘性的根源是什么？我们的先民面对着的大自然是个巨大的未知数，它以无限威力制服着人们。在知识极其贫乏的洪荒时代，先民茫然地相信大自然有生命，有意志，有能力，于是崇拜一切自然物。从天上的日月星辰雷电云雨，到地上的山川河流土石草木，乃至飞禽走兽，无不加以崇拜，这就是万物有灵观念。万物有灵观念促使先民对所有的文化现象从神秘的角度加以解释，酿造了庞大的神秘文化体系。
　　在先民看来，万事万物都是由天主宰的，于是万物有灵论逐渐浓缩提炼为天人学说。天有思想，有至高无上的本领。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天可制约人，人亦可以以言行感应天。人副天数，人及其社会都是按照天的模式铸就的。天有阴阳，人有男女；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肢五脏；天地有上下之分，人间有尊卑之别。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创立了完整的天人学说，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天不变，道亦不变；人如果违背天道就会受到天的谴责和制裁，这一套理论是为统治阶层驭民服务的，得到了汉武帝的彰扬，从而使神秘文化的根基更加「合法合理」。天人学说成为神秘文化的一块基石。
　　基于天人之间的神秘关系，先民总结自然现象和规律，创造了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认识神秘现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阴阳学説集中地反映在《周易》一书中，五行学説肇始于《尚书．洪范》篇。
　　《周易》是一部千古奇书，它的突出贡献在于朴素而丰富的辩证法「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是其总纲。它以神秘的思维模式和象数理论，试图「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産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易》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内涵了上古的科学，如震卦记载了雷电知识，大壮卦表述了建筑原理，非卦强调了饮水卫生和环境保护，卦形和卦序显示了令人惊嘆的数理逻辑，这些都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江湖术士盗用《周易》中的辩证思维，编造了一大批易占书籍，如《灵棋经》《推背图》《梅花易数》《火珠林》等，以之随意预测人生的吉凶祸福，胡乱解释国家的政治前途，极大地歪曲了易学。
　　《尚书》是上古重要文献的滙编，其中的《洪范》篇是治国纲领。《洪范》记载了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九畴。九畴以五行为首，五行哲学贯穿全篇。五行学说把世界统一于五种基本的物质，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色彩。五行学说还以五行相生相剋，五行毋常胜，表现出辩证思维。作为一种哲学，五行学说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政治上有五德始终；伦理上有五礼五宗五常；医学上有五药五脏五味。不过，五行学说有很大的侷限性，它以封闭循环的机械模式，把万事万物都牵强地附会于五行，束缚了人们的思维。歷代的术士以五行学説作为絶对的思想律，推广于方术，使五行学説蒙尘尤厚。
　　阴阳五行学说是上古思想家创造的，巫和方士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思想家。巫曾经是很高尚的智者，是文明初开时期的知识分子。《国语．楚语》记载：「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日觋，在女日巫。」传闻中的巫咸、巫相、巫彭都是杰出的大巫。囿于时代条件，巫的迷信成分很重，诚如《诗．大雅》所云：「靡哲不愚」。凡是科学感到不知所措之时，迷信就会乘虚而入。巫后来分化为两个派别，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巫师。「巫」遂由褒义词演变为贬义词。
　　上古的方士多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战国时的谈天衍就是一位精通阴阳五行学説的方士，《史记》卷七十四记载他提出了「五德转移」和大九州説，由于他的见解新鲜、宏大不经，所以诸侯争相以贵宾款待他，比起孔子週游列国的狼狈处境，谈天衍可谓是很受礼遇的。后世的方士都是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他们或是浪迹江湖，或是摆摊设点，以方术作为生计。秦汉时的方士有徐市、卢生、新垣平、李少君、奕大、郎宗、张楷、甘始、封君达、左慈、甘忠；晋代有陈训、郭璞、步熊、魏华存、单道开、郑隐、葛洪；南北朝有阮孝绪、邓郁、陶弘景、耿玄、许遵、王远知：唐宋时有李淳风、袁天纲、明崇俨、陈抟、周克明、苏澄隐；明清时有刘基、张三丰、张中、邵元节、蒋平阶等。他们在歷史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了各种方术。
　　除了巫师和方士，还有一批宗教徒也是神秘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北魏末有僧尼二百多万人，唐宋时道教徒遍及天下，可见势力之大。他们表演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法显、玄奘西行取经；僧肇翻译并着书立説：智顗聚众讲学；张道陵在民间传教；张鲁、发动农民起义；陆修静整理文献；张守真、林灵素作为皇帝的智囊；王重阳建立流派，他们推波助澜，促进了神秘文化传播，并使之更加丰富。

三
　　宗教是神秘主义的産物，又是神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沿，西汉时佛教已播及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直到东汉才被统治者接受。汉唐间译着了大量佛经，修建了众多佛寺。唐以后形成不少流派，如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其中以禅宗和净土宗最有中国特色，简便易行，故能长期流传。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第一大宗教。东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问世，标志着道教的确立。道教是传统文化的杂交，它从儒家吸收哲理，从佛教吸收教义和教规，从巫祝吸收斋醮，从方士吸收术数。辽金时道教有正一派、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净明道五个大的教派。
　　除了正统宗教，我国还有众多的民间宗教。民间宗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愚昧闭塞文化的产物，其思想基础是多神论，其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民间宗教与原始宗教一脉相承，不过更加秘密而已。白莲教是一支较大的民间宗教，多次以神秘的形式发动农民起义。此外还有涅槃教、红封教、老子教、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红阳教，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囿于一隅，有的似有似无，这些民间宗教使神秘文化传播到广泛的领域。
　　一般说来，宗教侧重于从意识上制造神秘性，方术侧重于从实践上制造神秘性。什么是方术？《文心雕龙．书记》云：「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立，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术者，路也。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方术是特别的本领，医历算数，阴阳卜祝都属于方术。《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
　　我国古代的方术大抵有以下类别：
　　卜筮术盛行于先秦，延续至明清。《礼记．表记》云：「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史记．日者列传》亦云：「古者受命为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卜以甲骨占，筮以蓍草占，后来又产生了樗蒲卜、金钱卜、十二棋子卜、瓦卜、抛石卜、蛋卜、签卜，以占卜所得的信息反馈，判断吉凶。三国时管辂、北魏时关明都以卜筮称着于世。清代王夫之认为应当具体对待卜筮，君子占易是以鬼谋助人谋，有助于思维和决断；小人占易是支离附会，愚弄民众。卜筮对于吉凶各有一半的概率，其灵验是偶然的，缺乏事实为依据。
　　占星术是根据星辰的方位、形状、远行、变化、预测自然灾害及人事。殷墟卜辞有不少以天象占卜的记载。周代认为政治的兴衰可以从天文得到徵兆。春秋战国时代的子书、裨灶、甘公、唐昧、严皋、石申都是着名的占星家。《五星占》是现存最早的占星书。汉代的司马迁、刘歆、京房、张衡、王充、蔡邕都精通占星术。《史记．天官书》《灵宪》《开元占经》《灵台秘苑》为占星术提供了理论总结。占星术丰富了先民的天文知识，是一种朴素的天文学。歷代统治者以占星作为决策依据，达官贵人认为自己与星辰有对应关系，占星术成为驭民的工具。
　　占候术以自然现象占验吉凶。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象数》云：「予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占候侧重于观察气、云、雨，旁及各种物象，其目的在于推测灾祥。《四库全书．占候提要》指出：「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与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后世以占候为天文、盖非圣人之本意。」可见占候术与天文学是有区别的。汉代的谢夷吾、段翳、公沙穆偏好占候，唐代李淳风撰《观象玩占》、邵谔撰有《望气经》，清代汪宗沂撰有《云气占候》。占候文献对于研究古代气象、物候有一定价值。
　　星命术是根据日月五星四余二十八宿及想像出的神煞的运行变化及相互关系，预测人的命运。早在汉代就有以星位侈谈禄命的记载，唐代张果在《星宗》以天星运数推算人的禄命。明代叶子奇在《草木子》卷二云：「星术以七曜四余定所遇得失，以太阳定立命，以太阴定立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生剋制化定人吉凶寿夭。」星命术歪曲占星知识，认为人禀星气而生，随星位尊卑而成贵贱之命，这无疑是天命论的反映。宋代的鲍云龙、元代的郑希诚、辽代的耶律纯、明代的万英都是星命术大师。主要代表作有《七曜神星禽经》《星命溯源》《星命总括》《星学大成》。
　　算命术又称命理术，它以阴阳五行和四柱法推算禄命。算命术的依据是宿命论，认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在出生时就决定了。王充在《论衡．命禄篇》云：「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唐代李虚中开创了以年月日的干支算命法，五代末年徐子平增加了以时算命的方法，形成四柱八字法。算命术代表作有《李虚中命书》《三命通会》《三命消息赋》。算命术完全无科学可言，应当彻底批判。
　　奇门遁甲术是有关时空方位的选择术。它以十干中的乙丙丁为三奇，以八卦变相「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为八门，合称奇门。以十干中的「甲」最尊贵而显露，称为遁甲。方士把奇门遁甲託名于黄帝、姜太公、张子房所创立，实际上南朝时才风行奇门遁甲术，宋代杨维德撰《遁甲符应经》，明代程道生撰《遁甲演义》，清代史易撰《奇门臆解》。无名氏《烟波钓叟歌》的影响最大。方士认为奇门遁甲是兵家的必备知识，开运用于经商、旅行等事宜。
　　太乙术是古代七大方术之一。《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会聚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谘询国策。太乙是北极神的代称，象徵天帝。方士説太乙依五行生克、阴阳消息，在九宫运行，预示休咎。一九七八年在安徽阜阳出土汉文帝时的太乙式盘，其地盘的方位上分刻有「忧」「患」「喜」「利」「病」「僇」「显」「盗争」等字样，表明是用于预测的。太乙术的代表作有《太乙九宫占》《太乙金镜式经》，其术已经失传。
　　六壬术是以阴阳五行结合干支占卜吉凶的方术。六壬与遁甲、太乙合称三式。五行以水为首，十干中壬、癸分别为阳水、阴水。六十甲子中有壬申、壬午、壬辰、壬寅、壬子、壬戌，六壬值七百二十课，每课皆显示特定的吉凶。传闻先秦时伍子胥已经採用六壬占，汉代流行六壬式盘，宋代祝泌撰《六壬大占》，明代无名氏撰《六壬大全》。由于六壬术荒诞无稽，已被歷史淘汰。
　　择日术是选择吉利日时，防止灾异的方术。《礼记．曾子问》云：「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说明先秦已有择日的习俗。汉代的建除家就是专门从事择日的方士。清代，钦天监每年颁发一册宪书，以九星配年月日，以太岁神煞、月令神煞、干支五行神煞推究吉凶。《协纪辩方书》是钦定的最大一部黄历通书。民间办事总要请方士择选吉日，实际上，吉日纯属子虚乌有，刻意追求吉日只会作茧自缚。
　　扶乩术是用乩笔在沙盘上写字画图，根据显示的痕迹判断吉凶。又有扶鸾、扶箕，与扶乩大同小异。扶乩在唐宋流传，明清盛行，这与科举有关。读书人临考前心中空虚，就以扶乩祈求神示。失意的士人往往以扶乩为业，藉以煳口。
　　相术是根据人的形貌判断其性格、经歷、前程的方术。我国医学以望闻问切分析疾病，相术借用了望诊的手段，歪曲地推断吉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流行以体态説明人的表现的习俗，汉代以后形成为一门独特的方术，许负撰有《相法》。唐代袁天纲、明代袁琪都是着名的相师。现存相术文献有《神相全编》《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等。
　　测字术是通过拆解组合文字，随心附会的方术。测字术于秦汉萌生，唐宋普及，明清泛滥。宋人笔记载有不少测字的事例。现存测字术代表作有《字触》《测字秘牒》。测字不以事实为依据，望文生意，任意解释。测字过程中有一定的趣味性和知识性，似可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加以正确引导，或许有利于开发智力。
　　占梦术是依据梦境解释人事的方术。殷墟卜辞记了不少据梦占卜的资料。周代统治者以占梦作为治国的依据之一。秦汉时期成书的《灵枢》有《淫邪发梦篇》，首次论证了梦的生理机制。现存占梦代表作有明代陈士元的《占梦逸旨》、无名氏《周公解梦书》。占梦书籍滙集了千奇百怪的梦例，对研究先民心理史有一定价值。至于占梦家的种种解释，我们只能作为笑料。
　　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选择最佳地点作为宅地的方术。它可以分为选阴宅和选阳宅两大类。风水术孕育于先秦，周公和樗里子重视相地。晋代郭璞撰《葬书》，奠定了风水理论；唐代杨筠松撰《三龙经》，丰富了风水理论。宋至清，风水术分为形法派和星气派。形法派重视形胜，星气派重视卦理和星气，形法派比星气派更加普及。风水术的阳宅理论有待重新发掘和利用对于认识和改造环境有一定意义。
　　炼丹术分为两类，一是外丹术，一是内丹术。外丹术蕴酿于先秦，冶炼业为其提供了物质准备，神仙观为其提供了思想准备，阴阳五行学说为其提供了理论准备。宁封子、务成子、安期生被方士推崇为炼丹宗师。汉代李少君向汉武帝建议炼丹，开创了大规模的炼丹事业。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葛洪、陶弘景这样的炼丹大师，写出了《九鼎丹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等典籍。唐代皇帝多饵丹药而丧命，使人们深深地认识到丹药的弊端。但是，炼丹术客观上对祖国医学、化学起了促进作用，提供了经验。特别是火药的发明，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内丹术就是气功。严格地説，内丹术以丹理説明气功，与广义上的气功是有区别的。通观形形色色的气功，无非异曲同工，都主张炼精、炼气、炼神，以调身、调息、调心、静坐、放松，守一等方式完成性命双修。气功可以疏通经络，调和血气，开发智力，诱导特异功能。古代有不少气功书籍，如《黄庭经》《阴符经》《悟真篇》都蕴含很深的哲理。
　　房中术是关于男女性生活的方术，又称为阴道、九一术、御女术、交接术。《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房中术文献八家、八百八十六篇。晋代房中术达数十家，进入全盛阶段。唐宋以后，房中术暗中流传，日益衰微。房中术是古代的性科学，但存在许多愚昧、损人利己的观念，应当慎重地研究和评价。
　　中医术最初也是方术之一。古代巫、医同源，巫、医不分。先秦的岐伯、俞跗、僦贷季、雷公、医和、长桑君、肩鹊既是医家，都是方士。后世的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名医都是公认的神秘主义大师。中医的基本理论是阴阳五行学说，对于人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脏腑关系、经络现象无不以阴阳五行加以说明。《汉书．艺文志》把「医经」列于《方技略》，作为与房中术并列的方术。汉代以后，医术日益科学化，自成一系。
　　巫蛊术是巫师常用的邪术。古人把许多毒虫放在器皿中互相吞食，最后剩下的不死之虫叫蛊。巫蛊术在战国时就产生了。汉武帝时发生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巫蛊案狱，隋炀帝曾以巫蛊陷构其弟杨秀，《红楼梦》第二十五回记载了马道婆是怎样用巫蛊作法的。歷代贤哲都主张严禁巫蛊术，《六韬》云：「伪方异伎、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止之。」
　　降神附体术是以巫术的仪式，诈称使鬼神降临，驱邪避灾的方术。这种方术十分愚昧落后。
　　幻术是虚而不实，假而不真的方术。汉代盛行幻术。幻术有隐身术、土遁、火遁、水遁、木遁、金遁之奇闻。幻术与当今的魔术有相似之处，应当推陈出新。
　　以上这些方术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预测术，如卜筮、占星、占候、星命、算命、奇门遁甲、太乙、六壬、择日、扶乩、相人、测字、占梦、风水等方术皆可统属之。二是养生术，如外丹术、气功、房中术、早期医术皆可统属之。三是杂术，如巫蛊术、降神附体术、幻术皆可统属之。
　　此外，神秘文化还广泛地存在于民俗中。以禁忌为例，先民对姓氏、婚姻、衣食住行、言谈、交往、丧葬无不存在约定俗成的限制，在农业、工匠业、商业、军伍业、戏业也有很多神秘的规定。民俗文化中的神秘性最为纷繁，有待进行疏理。如何评价神秘的民俗，迄今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我国古代已有学者对神秘文化感兴趣，他们大致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匯编有关资料，如《明史．方技传》记载周述学「撰《大统万年二历通议》以补歷代之所未及，自历以外，图书、皇极、律吕、水志、分野、舆地、算法、壬遁、太乙、演禽、风角、鸟占、兵符、阵法、卦影、禄命、建除、葬术、五运六气、海道鍼经，莫不各有成书，凡一千余卷，统名曰《神道大编》。」此书已佚。另一类是对有神论进行批判，如先秦的子産、董无心、荀子、汉代的桓谭、王符、荀悦、南北朝的何承天、范缜、唐代的傅奕、董吕才、柳宗元、刘禹锡，宋元的张载、谢应芳，明清的王廷相、吕坤、陈确、王夫之、周召、熊伯龙，他们站在无神论前沿作出了贡献。
　　这两方面工作有必要继续做下去，更重要的是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应当宏观、较深层次的领域揭示文化中的神秘性，特别是对那些传闻得很离奇的灵验故事加以剥离，使民众认识到迷信的危害性，移风易俗，弘扬我们伟大的传统文化。

绪论

　　古代神话是全民口头传承的原始文化结晶，是人们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徵服自然力的一种表现。据説，古希腊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提佛国有一个人面狮身的女妖，名叫斯芬克斯。她雄踞在提佛国城外的一座悬崖上面，向过往行人提出各种隐谜。如果过往行人不能猜中谜底，她便把他们撕得粉碎，然后将其吞食。一个又一个人葬身其腹。此后，人们将一些神秘而又难解的问题，就称之为斯芬克斯之谜。
　　梦便是有史以来的哲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认为最难捉摸的斯芬克斯之谜。他们用种种理论猜测、想像去解释梦。但所有的解释，都仅仅是满足了人们的一时之需，时过境迁，新的解释又出现了，过去的解释随之消失。特别是对于占梦，更具有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色彩，各种《解梦书》的佔辞不尽一致，随时随地而异，这更增添了后人的迷惑，成为后世文化和心理研究中的谜中之谜。

（一）占梦术的产生
　　从梦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占梦是最早发生的文化现象。
　　占梦的发生，从理论上来分析，是与原始的巫术联繫在一起的。但是，如果究其源头，则又与上古初民的「万物有灵」观念密不可分，这一论点是英国「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其「原始文化」名着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宗教産生以前，处在野蛮状态的原始人从对影子、回声、唿吸、睡眠、水中映像等现象，尤其是对梦魇现象的感受中，认为人自身有两个实体：一为躯体，一为灵体。二者可即可离，如梦魇是灵体暂时离开躯体所致，死亡则是灵体与躯体的永久性分离。
　　将这一观念移到自然界，原始人笃信自然界万物无一不附有灵体，具有灵性，如树木山石、风雨雷电、日月星辰、飞禽走兽，在其可视的有形体背后深藏着无所不在的神灵。泰勒「万物有灵论」现已被学术界广泛地用来解释原始巫术与宗教的起源。
　　以「万物有灵」为基础的原始意识形态包括了各种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鬼神崇拜、前兆迷信、各种巫术礼仪等等，这其中的前兆迷信就是后世占梦术的根源。所谓前兆迷信，就是指以错误的前兆观为基础，在神灵观念作用下形成的对事物因果关系认识的迷信。
　　在初民那里，被迷信为前兆的都是自然界偶然发生的现象和人们无法自主控制的一些生理现象，如流星、彗星、日食、月食、地震、做梦、眼皮跳动，以及气候和季节不寻常时动植物的出现、常见动植物的变态等等。这些在当时说来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的现象，就被人们看作是神灵的某种启示，而以后发生的事情也自然成为神灵给人们的惩罚和赏赐。
　　那么，前兆迷信是怎样转化为梦兆迷信，并形成一套繁琐复杂的占梦理论呢？这里面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与先民的梦魂观念联在一起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根据北美原始人的材料，分析过先民的梦魂观念，他説：「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由此可知，原始人通过对梦的思考，形成了灵魂的观念；反过来，他们又用灵魂观念来解释梦境和梦象。原始人的梦、梦魂观念，就是这样难分难解地联繫在一起。
　　恩格斯的这种分析，在我国近代社会的一些不发达地区，还可以找到一些「活化石」来印证。如我国西南傈僳族的习俗，不但信仰灵魂，而且还有梦中「杀魂」之説。他们认为有一种人叫「扣扒」，他的灵魂是一只鹰鬼。如果一个人梦见一只鹰，同时又梦见某个人，这个人就是「扣扒」。如果梦者由此得病，以至死亡，那就是梦者被「扣扒」把魂杀了。为了证明某人是「扣扒」和追究「杀魂」的责任，巫师们要举行骇人的捞油锅的仪式进行「神判」，「扣扒」将因为「杀魂」之罪，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再如，景颇族的习俗一般把灵魂称作「南拉」。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做梦，就是因为灵魂离开了肉体，如果灵魂不离身，人就不会入睡做梦。有时候入睡却不做梦，就是因为灵魂外出没有碰见什么东西。如果灵魂外出碰到什么怪物，人在睡眠中就要梦见怪物。按照景颇族的习俗，梦见刀枪之类的，是妻子生男孩的徵兆；梦见铁锅和支锅的三角架之类，则是妻子生女孩的徵兆；如果梦见黄瓜、南瓜结得很多，自己又摘了一大筐背回来，据説是凶兆；梦见太阳落、牙齿掉，以及喝酒吃肉也是凶兆，不是家里死人就是邻居死人。
　　此外，诸如瑶族、傣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也都有自己的梦魂观念。他们都认为人在睡眠时灵魂可以暂时离开自己的躯体四处游荡，梦中的景象就是灵魂离体后经歷的事情。在汉族的一些古老文献中，同样可以找到梦魂观念的若干史实，《楚辞．九章．惜诵》中说：「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可见，梦魂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广泛和深远的，这已为后世所证明。
　　着名文化学家姚伟钧先生在《神秘的占梦》一书中指出：「梦魂观念或不等同于梦兆迷信，它只是梦兆迷信的思想基础。因为梦魂观念并没有说灵魂出游可以预示吉凶。只有当梦魂观念同鬼神观念联繫起来，把梦看作神灵或鬼魂对梦者的启示，才能出现梦兆迷信。」事实的确如此，起初，先民对梦兆的迷信，完全是不自觉的。被他们视作吉凶预兆的那些梦，只限于一些具有特殊内容、并同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梦，对其它的梦一般不大注意。可是，随着人事活动的日益复杂化，以及人们想要预卜的事情不断增加，被纳入预卜的梦也就越来越多。当人们自发地迷信某些梦兆，到有意识地寻找各种梦兆，从对梦兆的习惯性解释，到对梦兆的复杂辨析，原始的梦兆迷信便转化成了占梦迷信。
　　梦兆迷信和占梦术虽然都是基于神灵能以某种徵兆给人们预示某些事物发展趋向的思想和方法，但这两者之间仍有十分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前者的兆象多为人体自然发生的、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其预示的内容也相应受所出兆象的限制；后者占梦多是人为的，其内容又是人们所预先规定了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而不受时空限制。也就是说，梦兆迷信是人们被动地接受神灵的启示，而占梦术是人们主动求助神灵给予的启示。
　　梦兆迷信转化为占梦术，是由于梦兆迷信的虚妄性质决定了它要在发展过程中复杂化，以骗取民众信任。但从另一角度分析，它也有其必然的社会动因。
　　随着人们对自然、生命及社会需要预知的问题相应增多，靠人体自发産生的梦兆迷信已不能适应这一需求。在许多想要做的事面前，为了下决心，或自我安慰，在没有梦兆的情况下，迫使人们在原有的梦兆迷信中找出一些可以人为制造兆象的内容来，加以主观分析，并与神灵联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占梦术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占梦理论，这样，原始的梦兆迷信就过渡成人为的占梦，占梦术就産生了。

（二）占梦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自从占梦术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以后，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先秦时起，也就是我国刚刚踏入文明门槛的歷史时期，巫风大炽，统治阶级决定政事，既不是个人专断，也不是贵族上朝议定，而是通过占卜这种特殊方式，请示神来决定。
　　在先秦种种占卜术中，以占梦最为重要，正如《汉书．艺文志》所云：「众占非一，而梦为大」。例如，观察国家吉凶，决定军国大计，选官任职等等，都常由占梦来决定。因而占梦在先秦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官方宗教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先秦政治运作的重要手段，这已被史实所证实。
　　汉代以降，由于无神论兴起，加之中国古代心理学、生理学的发展，一些持唯物论的科学家对梦的形成与占梦迷信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他们着书立説，使占梦失去了昔日魅力，其地位日趋下降。所以，在汉代以后，占梦就由原来官府大力提倡，转为主要在民间流行，成为民间所奉行的一种主要世俗迷信，至今还有人深信此术。
　　中国古代占梦活动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但对这一糟粕，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採取否定态度。作为中国先民的梦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作用下，已成为一种人文现象，占梦家对人们梦的解释实际上是对文化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説，中国古代的占梦活动实际上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因为人的梦象受文化界定，各式各样的佔释梦例都要经过古代文化的选择、过滤，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相符合的梦例被史官记下，为统治阶级所渲染。同时，我们从占梦家的占辞中，也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民俗和先民心理结构。以下我们兹举几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种现象，是人类体验所现之象。任何文化之象，都有一个核心，它高度凝聚着文化创造者的体验。天，便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从中国歷代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天的深深崇拜。天是人类的父母，所以论谁在受苦或感到悲痛，以及忧伤时，都会喊天，这正如人生病时或苦恼时依恋父母一样。所以占梦家欲洞悉人们的吉凶，总是把梦天的徵兆放在首位，梦见天祥，便意味着万事大吉。
　　《敦煌遗书．解梦书》第一章便是天文章，其书开宗明义地介绍了梦见天、天帝、天崩、日、月、星等吉凶徵兆，共有四十一条之多，其主要条款为：
　　梦见上天者，生贵子。
　　梦见天明者，合大喜。
　　梦见天崩者，年大荒。
　　梦见日月照身者，大贵。
　　综观天文章的解梦内容，实际上是人们对天体崇拜的一种表现，所谓天体崇拜，是把太阳、月亮、星辰和天，视为神灵和神灵生活的地方，而能控制人类的吉凶祸福，因此加以崇拜。占梦家由此认为天象的任何变化都预示了人事的祸福。为了预测人事，人们对许多与制订历法无关的天象，诸如日月食、流星、彗星等等，也倍加注意，称之为「天变」，一旦发现天变，甚至梦见天变，人们便十分惊恐，惶惶不安，而求助于神灵保佑，以解除灾难。因此，中国古代占梦家和占星家始终是相辅相存、并驾齐的两大方术家。
　　占梦家不仅认为梦天可以预告人世吉凶，而且认为梦地也具有同样的效应。因为地在中国先民心中具有十分神怪的地位，《周易．繫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正是由于地在中国先民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所以，占梦和相地都对地十分重视，并在其占辞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两者又有着内在的联繫，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不少占梦家就是根据相地术的原理来为人占梦的（参见本书释地部分）。
　　《敦煌遗书．解梦书》中有许多梦地的吉凶取向的内容，如「地理章」中说：
　　梦见地陷者，宅不安。
　　梦见地光者，主大富。
　　梦见土在身，大吉。
　　梦见身落地，失官位，忧凶。
　　梦见卖地，大吉，富贵。
　　以上这些条目，可以説是古人土地崇拜观的集中表现。对土地的崇拜，在我国可谓由来已久，土地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离开土地就无法生活。
　　不论是土地崇拜，还是相地之术，反映的都是对地的重视，而梦正是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也就是我国古代土地崇拜和相地之术在古人思维中的曲折反映。
　　我国先民对水火之神的崇拜在解梦书中也有较多的反映。水火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极重要的因素，《孟子．尽心上》说：「民非水火不能生活」。民间也崇拜水神和火神，如祝融就被人们尊奉为火神。
　　正是在这些民俗的背景下，《敦煌遗书，解梦书》中就认为：
　　梦见在水中者，大吉。
　　梦见水者，大吉利。
　　梦见把火行，大通。
　　梦见燃火者，主大吉。
　　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人特别崇尚梦龙之类。一些封建君王在即位前后，往往梦见乘龙上天、御龙登之天，或梦跨龙、梦看龙、梦吞龙、梦黄龙无数。在歷代正史和野史稗乘中，不知道有多少这一类的记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龙在中国是尽人皆知的神物，在所有的动物神中，龙最受人宠爱，最具有生命力。早在先秦时，人们就认为龙可兆吉凶，是代表「天意」的灵物。龙的象徵意义在秦汉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延伸，由于统治者需要有更大的权威，因而龙也与帝王直接联繫起来，从而开创了天子龙生的说法。
　　龙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徵，几千年来也一步步地与民族结合起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徵。一方面龙在皇宫里受到有倍尊崇；另一方面，龙在民间作为力量、精神的象徵，人民极为喜爱。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龙成为中国民间祥瑞的象微。以致于在中国古代的种种解梦书中，梦见龙均为大吉大利的贵梦，如《敦煌解梦书，龙蛇章》中说：
　　梦见龙飞者，身合贵。
　　梦见黑龙者，家大昌。
　　又如在《居家必用事类》中的《解梦书．梦龙蛇鱼鳖等物》一节中，亦有不少类似的说法，如：
　　梦见龙入市，有贵位。
　　梦见射龙，大吉。
　　梦驾龙者，主有禄位。
　　从中国各种解梦书来看，梦龙最吉祥，而梦鱼、梦龟、梦鰲等，都处于相对卑下和从属的地位，这主要也是为了突出梦龙的价值和地位。
　　此外，诸如梦见佛道、山林草木、夫妻关系、亭台楼阁、衣食住行等等，在中国古代的解梦书中，都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相一致的情况下，对此作出的相应解释，这在解梦辞中是不难看出的。

（三）梦之解析片论
　　长期以来，人们把梦视为神秘的文化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探讨。早在先秦时，中国一些思想家就曾对梦的本质作过一些解释，如《庄子》中说：「梦者阳气之精也，心所喜怒则精气从之」。中医认为，精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梦是精气的一种运动形式，而不是「神的预兆」，可见，《庄子》的説法，在当时还不失为一种较为科学的见解。
　　秦汉时《内经》的産生，为解释梦的中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内经》解梦的主要观点是：梦是人心身交互作用的结果，梦对人的身体状况来説，主要反映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反映生理机能状况，如「肾气盛，则梦腰嵴两种不属」；二是反映本能慾望，如「客于阴器，则梦接内」；三是反映病邪致病的主要位置，如「客于肝，则梦见山林树木」；四是反映脏器的盛衰，如「肝气盛，则梦怒」；五是反映恶梦往往是重病的先兆，如「少气之厥，令人妄梦」。
　　《内经．灵枢》中的《淫邪发梦》篇，可谓是中国第一篇分析梦的生理机制的专论，集中反映了西汉以前人们对梦的看法，该篇採用黄帝与歧伯对话的形式，说明梦的産生及变化是由脏象所决定的，歧伯首先举出了十二种因脏气内「有余」，而外「不足」者的梦象：
　　　阴气盛则梦涉大水中而恐惧；
　　　阳气盛则梦大火而燔灼；
　　　阴阳俱盛则梦相杀；
　　　上盛则梦飞；
　　　下盛则梦堕；
　　　甚饥则梦取；
　　　甚饱则梦予；
　　　肝气盛则梦怒；
　　　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
　　　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
　　　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
　　　肾气盛则梦腰嵴两解不属。
　　　凡此十二盛者，至而泻之立也。
　　除此之外，歧伯又举出十五种因脏气内「不足」，而外「有余」者的梦象，即：
　　　厥气客于心，则梦山丘烟火；
　　　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
　　　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
　　　客于脾，则梦丘陵、大泽、坏屋风雨；
　　　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
　　　客于膀胱，则梦游行；
　　　客于胃，则梦饮食；
　　　客于大肠，则梦田野；
　　　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
　　　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
　　　客于阴器，则梦接内；
　　　客于项，则梦斩首；
　　　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及居地窌苑中；
　　　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起；
　　　客于胞䐈，则梦溲便。
　　　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补之立已也。
　　《内经．灵枢》中的「淫邪发梦」的一些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一般医家在论证梦产生的原因及机理时，都以《内经》为准绳。如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虚劳喜梦候》中就认为，梦同人的疾病及外部刺激有一定的联繫，他说：「夫虚劳之人，血气衰损，脏腑虚弱，易伤于邪。正邪从外集内，未有定捨，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荣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喜梦」。巢元方把人做梦称为「魂魄飞扬」，这颇有心身分离的二元论色彩，但他认为人多梦、喜梦与血气衰损、精神虚弱有一定的关系，这还是有些科学道理的。他还引用「十二盛气」和「十五不足」来揭示梦的内容与人的生理状态的关系，也为后世医家所重视。
　　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説，「十二盛气」和「十五不足」影响梦的内容看法，过于抽象，有的甚至过于牵附会。姚伟钧先生认为，「梦的内容是人对于客观现实的反映，不过这种反映是间接的、无意识的，甚至是颠倒的、创造性的。梦的内容不仅与身体情况有关，也与外界刺激、白昼的活动等许多因素相联繫，而单纯地从人身体内部去寻找梦的解释，那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医学家们，尽管还未完全揭示出梦的实质，但是，在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条件下，却对梦给予了较为科学、接近正确的解释，这就为现代科学全面揭示梦的奥秘，奠定了基础。
　　时至今日，对梦进行科学的研究和作出正确的解释，对于批判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活动，仍有重要的意义。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使一向被视为虚幻莫测的梦，有了比较合理和科学的解释。然而，利用占梦来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仍然未能中止。在西方国家，现代文明和算命占梦同时并存，象徵着科技进步的计算机也用于此途。如何评价诸如此类的现象，还有待于人们去研究和评论。由此可见，对于梦这种如此深奥、宽泛的文化现象，问题还远多于答案，而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梦之谜早日彻底地大白于天下。本书的写作曾得到着名歷史文化学家姚伟钧先生的指点，在此致以深深的感谢。

目录

中华方术文化述要
绪论
　（一）占梦的产生
　（二）占梦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三）梦之解析片论
一、占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
　（一）附会「君权神授」之观念
　（二）迎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三）认为梦可以预示吉凶
　（四）传播封建迷信
二、中国古代占梦书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三、形形色色的解梦方法
　（一）对梦象直接进行解释
　（二）对梦象曲折地加以解释
　　1.拆字法
　　2.同音占梦法
　　3.破译法
　　4.象徵法
　　5.联繫法
四、什么是反梦
五、怎样划分吉梦与凶梦
六、祈梦与禳梦
七、恶梦与禁忌的关系
八、趣话符咒
九、一次对梦截然相反的解释
十、风水术在梦种的体现
　（一）中国古代风水术
　（二）如何解释梦地
十一、梦天的文化意蕴
　（一）说「天」
　（二）如何解释各种梦天兆象
　（三）梦天的实质
十二、梦与士大夫的心态
　（一）如何为梦想升官者占梦
　（二）官职升迁的梦象
十三、树与植物崇拜
十四、中国人为什么崇拜梦龙
十五、梦境与佛境
十六、预示吉凶的山神
　（一）山的原始象徵
　（二）占梦与山之崇拜
十七、占梦与水火
　（一）如何解释梦水
　（二）如何解释梦火
　（三）关于梦见水火的占辞
十八、新型夫妻关系在梦书中的体现
十九、梦兆对命名的影响
廿、王符《潜夫论．梦列》简介
　（一）关于梦的划分
　（二）关于梦的生理病理原因
　（三）关于梦的精神心理原因
　（四）如何看待占梦吉凶
廿一、敦煌本《新集周公解梦书》简介
廿二、《居家必用事类．解梦书》简介
廿三、中国古代《梦书》佚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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