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十分具有启发性的方式，陈述出过去三百年来西方社会对自杀行为的探索过程。并深入浅出地地剖析了为什么从心理学、社会学或生物化学的观点所发展出来的各派自杀行为理论，彼此会互相牴触，以致形成今日各学派互不沟通、各自为政的局面。
　　本书成功地综合了各学派分岐的自杀行为理论，从而发展出一套崭新且颇具说服力的论点，在同业间嬴得了相当的评价，曾被预言将在短期内跃昇为心理歷史学界极为重要的着作。而书中探讨移民自杀行为的章节，对于海外华人以及有心移民海外的国而言，则极具参考价值。

「生死学丛书」总序

　　两年多前我根据刚患淋巴腺癌而险过生死大关的亲身体验，以及在敝校（美国费城州立）天普大学宗教学系所讲授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 ）课程的十年教学经验，出版了《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一书，经由老友杨国枢教授等名流学者的强力推介，与臺北各大报章杂志的大事报导，无形中成为推动我国死亡学（thanatology）或生死壆（life-and-death studies）探索暨死亡教育运动的催化「经典之作」（引报章语），荣获《联合报》「读书人」该年度非文学类最佳书奖，而我自己也获得「死亡学大师」（《中国时报》），「生死学大师」（《金石堂月报》）之类的奇妙头衔，令我受宠若惊。
　　拙着所引起的读者兴趣与社会关注，似乎象徵着，我国已从高度的经济发展与物质生活的片面提高，转进开创（超世俗的）精神文化的准备阶段，而国人似乎也开始悟觉到，涉及死亡问题或生死问题的高度精神性甚至宗教性探索的重大生命意义。这未尝不是令人感到可喜可贺的社会文化崭新趋势。
　　配合此一趋势，由具有基督教背景的马偕医院以及安宁照顾基金会所带头的安宁照顾运动，有了较有规模的进一步发展，而具有佛教背景的慈济医院与国泰医院也随后开始鼓动临终关怀的重视关注。我自己也前后应邀，在马偕医院、双莲教会、慈济医院、国泰集团筹备的临终关怀基金会第一届募款大会、臺大医学院、成功大学医学院等处，环绕着医疗体制暨医学教育改革课题，作了多次专题主讲，特别强调于此世纪之交，转化救治（cure）本位的传统医疗观为关怀照顾（care）本位的新时代医疗观的迫切性。
　　在高等学府方面，国枢兄与余德慧教授《张老师月刊》总编辑）也在臺大响应我对生死学探索与死亡教育的提倡，首度合开一门生死学课程。据报纸所载，选课学生极其踊跃，居然爆满，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与我五年前在成大文学院讲堂专讲死亡问题时，十分钟内三分之一左右的听众中途离席的情景相比，令我感受良深。臺大生死学开课成功的盛况，也触发了成功大学等校开设此一课程的机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与宗教（学）教育，通识教育等等共同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与研究不可或缺的热门学科。
　　我个人的生死学探索已跳过上述拙着较有个体死亡学（individual thanatology）偏重意味的初步险段，进入了「生死学三部曲」的思维高阶段。根据我的新近着想，广义的生死学应该包括了以下三项。第一项是面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死之挑战，表现爱之关怀的（我在此刻所要强调的）「共命死亡学」（destiny-shared thanatology），探索内容极为广泛，至少包括（涉及自杀、死刑、安乐死等等）死亡问题的法律学、伦理学探讨，医疗伦理（学）、医院体制暨医学教育改革课题探讨，（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临终精神医学暨精神治疗发展课题之研究，老龄化社会的福利政策及公益事业，死者遗嘱的心理调节与精神安慰，「死亡美学」、「死亡文学」以及「死亡艺术」的领域开拓。（涉及脑死，植物人状态的）「死亡」定义探讨，有关死亡现象与观念以及（有关墓葬等）死亡风俗的文化人类学、比较民俗学、比较神话学、比教宗教学、比较哲学、社会学等种种探索进路，不胜枚举。
　　第二项是环绕着死后生命或死后世界奥祕探索的种种进路，至少包括神话学、宗教（学）、文学艺术、（超）心理学、科学宇宙观、民间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以及哲学考察等等的进路。此类不同进路当可构成具有新世纪科际整合意味的探索理路。近二十年来愈行愈盛的欧美「新时代」（New Age）宗教运动，日本新（兴）宗教运动，乃至臺湾当前的种种民间宗教活动盛况等等，都显示着，随着世俗界生活水准的提高改善，人类对于死后生命或死后世界（不论有否）的好奇与探索兴趣有增无减，我们在下一世纪或许能够获致较有性「突破性」的探索成果出来。
　　第三项是以「爱」的表现贯穿「生」与「死」的生死学探索，即从「死亡学」（狭义的生死学）转到「生命学」，面对死的挑战，重新肯定每一单独实存的生命尊严与价值意义，而以「爱」的教育帮助每一单独实存建立健全有益的生死观与生死智慧。为此，现代人的生死学探索应该包括古今中外的典范人物有关生死学与生死智慧的言行研究，具有生死学深度的文学艺术作品研究，「生死美学」、「生死文学」、「生死哲学」等等的领域开拓，对于「后传统」（post-traditional）的「宗教」本质与意义的深层探讨等等。我认为，通过此类生死学的种种探索，我们应可建立适应我国本土的新世纪「心性体认本位」生死观与生死智慧出来，有待我们大家共同探索，彼此分享。
　　依照上面所列三大项现代生死学的探索，这套丛书将以引介欧美日等先进国家有关死亡学或生死学的有益书籍为主，亦可收入本国学者较有份量的有关着作。本来已有两三家出版商请我筹划生死学丛书，但我再三考虑之后，主动向东大图书公司董事长刘振强先生提出我的企划。振强兄是多年来的出版界好友，深信我的丛书企划有益于我国精神文化的创新发展，就立即很慷慨地点头同意，对此我衷心表示敬意。
　　我已决定正式加入行将开办的佛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阵容。筹备校长龚鹏程授屡次促我企划，可以算是世界第一所的生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Life-and-Death Studies）之设立。希望生死学研完所及其有关的未来学术书刊出版，与我主编的此套生死学丛书两相配合，推动我国此岸本土以及海峡彼岸开创新世纪生死学的探索理路出来。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傅伟励序于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讲座访问期间）

「生死学丛书」出版说明

　　本丛书由傅伟勋教授于民国八十四年九月为本公司策划，旨在译介欧美日等国有关生死学的重要着作，以为国内研究之参考。傅教授从百余种相关着作中，精挑二十余种，内容涵盖生死学各个层面，期望能提供最完整的生死学研究之参考。傅教授一生热心学术，对推动国内的生死学研究风气，更是不遗余力，贡献良多。不幸他竟于民国八十五年十月十五日遽尔谢世，未能亲见本丛书之全部完成。玆值本书出版之际，谨在此表达我们对他无限的景仰与怀念。
东大图书公司编辑部　谨启

序

　　我第一次接触自杀事件，是三十二年前我就读七年级的时候，在音乐教室里所听到的一则留言。我听说我的同班同学哈里．垂普跳轨自杀，被一辆货运火车撞死了。是他那同样就读于七年级的妹妹，去指认塑胶袋里的残骸的——至少这是我们所听到的，或者互相传播的消息。被留过两级的垂普，虽然只比我们大两岁，但是感觉上，他似乎比他的实际年龄老成许多。和正值青春期的我们比起来，垂普的青春期似乎已经过完了。在我们学校的合唱团里，垂普鹤立鸡群的站在最后一排，他是合唱团里个子最高大的一位男孩。在我的印象里（我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穿着上宽下窄钉型裤，梳着「鸭尾」头的垂普，似乎并不属于我们这一群。带着一种为了掩饰内心冲击而故作潇洒的心态，我们这群男孩子将那段铁路命名为「垂普交叉口」。或许，比较虚无一点的说法是，对我们这群生活在瀰漫着乐观气息的一九五○年代美国上流社会的小孩子而言，垂普的自杀事件，可以说是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件负面性质的挑战。我相信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而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坏影响，或者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情，而是从我们这群人所说的黑色笑话里得到印证的。虽然我好像从未和哈里垂普说过话，但是他自杀的事，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领悟出隐藏在这个儿时经验里的真理。虽然我已经不再期望，我自己或者任何一个人，有朝一日可以充分理解或解释自杀行为的肇因，但是我坚信，这个极端的行为-俄国小说家杜斯托耶夫斯基（Dostoevsky）一度认为，自杀行为是自由意志的终极考验——必定和心理因素，生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有关。
　　我之所以会对这个研究课题感兴趣，其理由并不特殊，因为唯有自欺欺人的人，才会否定学术兴趣和早期心理冲突之间的关连性。我个人对精神病学歷史，尤其是将心理分析理论应用在歷史研究上的兴趣，乃是起源于二十多年前，我应邀参加由康乃尔大学（Cornell）的赫华德．芬斯坦恩（Howard M. Feinstein）所主持的「应用心理分析理论小组」月会的时候。一九七○代中叶时，我又参加了两次由旧金山心理分析学院（San Francisco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的约瑟夫．阿夫特门（Joseph Afterman）所主持的专题研讨会，这再度激起了我对自杀行为肇因的好奇心，于是我考虑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自杀史上。一九八一年的时候，我开始到「圣地牙哥郡验尸室」蒐集资料，以便研究十九世纪的自杀事件，一个闷热的八月天上午，我在那里碰到了病理学家赫华德．罗宾（Howard Robin），他建议我不妨把研究领域扩大一点，将近期所发现的神经传导物质复合胺（serotonin）与自杀行为之间的关系，也纳入研究领域。由于我对心理分析理论情有独钟，因此我对这些生物化学上的解释，抱着几分怀疑，虽然如此，我还是加入了罗宾等人的阵营，其中包括后来去了拉河亚市（La Jolla）沙克学院（Salk Institute）的佛罗伊德．布伦（Floyd E. Broom），我和他们一块儿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这使得我得以一窥布伦在行为神经病理学上的有趣发现。罗宾、布伦以及也在沙克学院工作的约翰．莫里森（John H. Morrison），使得我对心理分析理论和神经生物学之间的关系，有了崭新的体认。本书后面的章节，可以验证我的这番体认。
　　过去七年来，我徵询并且收到过许多学术界和医学界同僚所提供的宝贵意见。每一位我徵询意见的对象，都慷慨地拨出了他们宝贵的时间，而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均相当深刻入微并且具有启发性。在这一大群需要致谢的人士当中，我尤其感激赫华德．芬斯坦恩、裘艾耳．柯威耳（Joel Kovel）、理查．史提耳（Richard Steele）以及法兰西斯．史泰兹（Francis Stites）。他们几位不但阅读了我的原稿，而且还提供了相当宝贵的意见。过去数年来，我也陆陆续续收到了安德鲁．艾婆比（Andrew B. Appleby）、迈可．布耳马虚（Michael Bulmash）、威廉．古德门（William Goodman）、威廉．艾赛耳（William Issel）、凯瑟琳．琼斯（Kathleen Jones）、唐诺．克里普基（Donald Kripke）、罗杰．连（Roger Lane）、詹姆斯．马丁（James K. Martin）、迈可．麦吉佛特（Michael McGiffert）、史帝芬．罗德（Stephen Roeder）、彼得．史提恩（Peter N. Stearns）和克莉斯汀．汤林森（Christine Tomlinson）等人所提供的宝贵意见。另外，我也非常感谢卡洛．库虚诺（Carol R. Kushner）的帮忙，虽然她是一位专业编辑人员，但是由于她既是我的配偶，又是我文章的评论者，因此她不得不运用机智和容忍，去平衡她的角色。
　　若没有众多图书馆和档案管理人员的大力帮忙，我这项研究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感谢圣地牙哥郡验尸官大卫，史塔克（David Stark）及其属下的帮忙，使我得以查阅该郡的验尸报告。我也很感激「圣地牙哥史蹟保护协会」，应我要求提供给我的一些十九世纪资料。「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珍本及手抄本部门」的罗勃塔．桑西（Roberta Zonghi），则在「安德罗珍藏」（Adlow Collection）里，帮我找到了从未公佈过的十八世纪验尸报告。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高等法院档案及记录保存计划」主任凯瑟琳．米男德（Katherine S. Menand），不但帮我找到了十六世纪的自杀文献，而且还慷慨拨出时间，为我详细解说波士顿市所收藏的各种资料，这使我获益甚多。此外，「沙伐克郡法院」以及位于波士顿「新法院」里的「社会法图书馆」中的工作人员，也帮了我许多忙。我并且非常感谢圣地牙哥州立大学「图书馆跨馆借书部门」工作人员的效率和幽默感。我尤其十分感激我的社会学同僚奥柏瑞。温德林（Aubrey Wendling），他慷慨大方的让我分享他所收集的，一九六0年代和一九七0年代圣地牙哥市自杀事件的原始资料。我对我的两位研究助理，汤玛士。渥尔卢Thomas Walsh）以及爱德华．葛翰（Edward Gorham），更是铭感五内，他们从我研究经费中所支领的微薄报酬，和他们的工作量实不成正比。
　　对我的作品出版经纪人桑德拉．迪吉克斯传（Sandra Dijkstra）的坚持和鼓励，也十分感激。另外，我非常幸运能够碰到马利．瓦捨门（Marlie Wasserman）和坎尼斯．阿诺德（Kenneth Arnold）两位人士，他们不但是「罗特格斯大学出版社」的有力说客，同时也具有一流的专业水准。虽然一般而言，出版一本着作可以把一位本来就有点神经质的人逼疯，但是我和「罗特格斯大学出版社」打交道的经验，从开始接头到最后出版，都非常愉快，该出版社一直非常支持我。最后，我还要致上我对原稿编辑辛西亚柏文。黑耳盆（Cynthia Perwin Halpern）的谢忱。她提出了一些很实际的建议和看法。
　　我很感激圣地牙哥州立大学研究所部门的支持，该部门提供给我的补助经费和研究旅费，使得这个研究计划中的许多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另外，「人文科学及写作学院」不但慷慨地支援了我一些经费，而且还特许我不必教书。我也非常感谢圣地牙哥州立大学地理系的芭芭拉．阿瓜多（Barbara Aguado）和罗莉莎．巴克色耳（Lorissa Boxer）为本书绘制地图，以及加州朱拉．威斯塔市（Chula Vista）的来恩阿尔威森（Rhian Arvidson）为本书制作图表。
　　过去十二年来，我曾经在一连串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论文里，提出过我个人对自杀行为的粗略看法。我把其中几篇论文加以修改后，放进了本书。看过我这几篇论文的读者很可能会发现，我大幅修改了许多我早年的看法和结论。本书第二章中的许多内容，乃是出自原载于《医学史期刊》第六十期（一九八六年春天）：三十六页至五十七页中的《美国精神病学界和自杀肇因》一文。另外，本书第二章和第七章中有一小部份内容，乃是出自原载于《学科交流歷史杂志》第十六期（一九八五年夏天）：六十九页至八十五页（一九八五年由麻省理《学科交流歷史杂志》编辑群取得版权）中的＜生物化学，自杀行为和歷史：可能性和问题＞一文。本书第四章中有关性别方面的讨论（我修改了原文中的论点），则是出自原载于《女性与文化杂志》第十期（一九八五年春天）：五三七页至五五二页中的＜女性与自杀行为的歷史观＞一文。至于本书第五章中的梅利威勒．路易斯的章节，则是出自《威廉和玛琍季刊》第三季，第三十八期（一九八一年七月）：四六四页至四八一页中的＜梅利威勒．路易斯的自杀行为和死亡：一件从心理分析理论的角度去探究的个案＞一文。最后，本书第六章中的部份内容，乃是取自我发表在《社会史杂志》第十八期（一九八四年秋天）：第三页至二十四页中的＜美国境内移民的自杀事件：心理-社会的发展趋势＞一文。
　　在我发表学术演讲和执笔撰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时常接获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其中有许多批评，乃是来自匿名的期刊论文评审委员。然而，我觉得我所收到的最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乃是来自我圣地牙哥州立大学的同僚和研究班学生，十多年来，在他们不断的鼓励下，本书的初稿和粗略形式才得以完成。更重要的是，这些男士与女士，都怀抱着当初引诱我进入学术界的期盼之心，为此，在感谢之余，我谨将此书献给他们。
赫华德．库虚诺
加州圣地牙哥市
一九八八年七月

前言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的一个下午，正在圣地牙哥近郊一座峡谷里打猎的爱德华．葛伦威尔，在谷中发现了一具穿着整齐的年轻男尸。这具男尸的右手里，握着一把左轮枪。验尸官检验了尸体之后发现：「只发了一颗子弹，子弹命中死者的右太阳穴。」死者口袋里有二支银錶，二十分零钱，一枚死者的锡制肖像，以及一本小记事簿，簿里夹着几张署名『M.E.怀特』的名片。」怀特的口袋里，还有一张图书馆借书证，以及一张上面写了几个当地公司名称的纸条。在每个公司的后面，怀特都加了诸如：「再去」，「有希望」之类的小註。W.E.郝渥德的名字，也在那张纸条上。郝渥德在指认怀特尸体的时候表示，怀特自杀那天下午二点钟左右，曾经到他的公司去应徵工作，但是没有被录用。在郝渥德的印像中，「怀特有点斗鸡眼」。验尸官根据「死者双手的状况，以及纸条上的短註推断，他（怀特）从来没有做过粗活」。
　　马克斯．怀特的自杀事件，只不过是一八九三年美国报纸上众多自杀新闻里的一宗罢了。新闻界和专家们，将自杀事件的增加，归因于一八九三年的「经济大萧条」，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怀特死前几个月，《圣地牙哥联合报》的编辑们，有感于当时自杀风气过盛，还特别发表了一大篇社论，指责社会大众对这个现象漠不关心，该社论指出，「自杀的风气实在太兴盛了，由于每天报上都有这一类的犯罪新闻，以至人们对自杀新闻变得有点漠不关心。本来社会大众对这类新闻的正常反应是——战慄，可是现在人们对这类新闻的感觉却是——无动于衷，有些人甚至病态的认为，自杀有理，自杀是现代生活的副产品。」马克斯．怀特的自杀事件，似乎印证了这篇社论的说法。过去三年来，原籍匈牙利的怀特，有些时候住在他舅舅山缪．伐克斯位于圣地牙哥郡乡下的农场里。有些时候，为了方便找工作，他会到圣地牙哥市租间房子住。怀特曾经做过一小段时间的面包烘焙师。由于一直找不到工作，于是怀特买了一把手枪，他决定如果到十一月七号那天还找不到工作的话，他就准备自杀。怀特在日记里，记载了他人生最后的想法：
　　「极想得到那个工作的念头，深深烦扰着我的心。心被吊在那儿的感觉，实在很痛苦。假如我不幸未被录用的话，我真的不想活了。我祈祷上苍，让我得到那个工作，因为飢饿和死亡，都睁眼瞧着我。我对自己的歹命，感到既悲哀又绝望。
　　我真希望这世上，从不曾有我这个人。对我而言，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忘不了山缪舅舅帮我的那些忙。对他，我是还不完的。啊！我宁愿继续受君王的统治，作他的奴隶，也不愿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受罪。
　　啊！那些满口友情，但做的却是另外一套的虚伪朋友，我诅咒你们！我希望你们也尝尝事业不顺的悲哀感。我真恨你们。」
　　马克斯．怀特自杀的这个时期，一位名叫艾密耳，德克汉（Emile Durkheim，1958-1917）的法国伦理统计学家，正着手写一本书。这本书的主旨是，阐述为什么怀特之类的人，自杀倾向特别高。而这本在一八九七年发表的着作《自杀：在社会学上的研究》（Suicide：A study in Sociology），为《圣地牙哥联合报》的分析报导——真正的兇手是现代生活——添增了科学上的可信度。德克英指出，自杀行为主要有四种类型—自我本位式、利他式、异常式以及宿命论式。而他的着作，主要是在讨论「自我本位式」和「异常式」的自杀行为，因为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自杀行为有增加的趋势。马克斯．怀特的自杀行为，似乎就是属于这两种类型。
　　德克汉指出，具有「异常式」自杀倾向的人，经常会感到幻灭与失望。德克汉对这类人的特质，曾经作过以下的描述：「这类人的主要特徵是烦躁不安以及愤世忌俗。有时候他们会大声咒骂，或者用极端的字眼去讥讽人生，有时候他们会恐吓及责备那些，他们认为应该为他们的不幸际遇负责的人。」德克汉发现，具有「异常式」自杀倾向的人，会猝然间变得比平时更加沮丧，并且对自身的某个境遇，产生一种无法自拔以及自以为是的愤怒情绪，而这股怒气，当然会使得他们对那个境遇更觉反感。不论那个境遇是真的，或者只是出于他们的想像，导致他们自杀的动力，正是那股怒气。这类人通常会选择以下两条路：「如果他觉得悲剧是由他自己造成的话，他不是把自己当成洩怒的对象，便是把别人当成洩怒的对象。如果他把自己当成洩怒对象的话，他只会杀了他自己：如果他把别人当成洩怒对象的话，他会先杀了别人或者做出某种暴行，然后再自杀。」
　　德克汉并不认为，失业等因素本身，是导致个体自杀的真正原因，这个见解和《圣地牙哥联合报》社论主笔的看法雷同。德克汉认为：「假如产业或金融危机会增加自杀率的话，并不是因为它们会带来贫困，因为富裕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造成自杀率上昇的真正因素是，社会秩序崩溃的危机，而非这种社会危机显示在外的一些表徵。」现代社会逐渐将人们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而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会造成「自我本位」式的自杀。德克汉指出：「当一个社会受到经济萧条或者暴发户式的繁荣危机骚扰时，这个社会的道德影响力，会暂无法运行；这个社会的自杀率，也会因此骤然上升。」德克汉认为，在现代社会里，「自我本位主义」以及「光怪离奇的社会现象」，是导致自杀行为的一般因素及特定因素；也就是说，它们是这些意外事件的肇因之一。
　　在德克汉发表《自杀：在社会学上的研究》一书的时候，维也纳神经学家西格曼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正在发展一套关于歇斯底里症病原的新理论，这套理论发表后不久，便成为现代神经学上心理分析理论的基础。假如将德克汉的《自杀：在社会学上的研究》一书，称之为现代社会学对自杀行为研究的起点的话，那么西格曼德．弗洛伊德的着作，尤其是《哀恸情结与忧郁情结》（1917）一书，可谓是神经学上探讨自杀行为的经典之作。
　　佛洛伊德（1856-1939）的看法和德克渶正好相反，弗洛伊德很可能会认为，导致马克斯．怀特自杀的原因，乃是他内在心灵的冲突。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就算十九岁的怀特，的确有一些诸如失业等的外在问题，但是从表面上看起来，他的悲鸣也似乎太夸张了一点。弗洛伊德认为，自杀是抑郁行为的一种延伸。自杀的人和具有抑郁情结的人都具有以下的特质：「深刻痛苦的忧郁威；对外在世界不感兴趣；失去爱的能力；缺乏活力；自我意识低到只知自哀自嘆，以及一心想惩罚自己。」
　　佛洛伊德发现，具有哀恸情结的人和具有忧郁情结的人，有一种很类似的悲伤情怀，那就是，这两种人都经歷过失去亲人的打击。但是具有哀恸情结的人，只会觉得「世界突然变得非常贫乏空虚」，而具有忧郁情结的人，却会因此失去「自我意识」。具有忧郁情结的人，不但会把「自我意识削减的极低」，他们并且会「自责、自贬，认为自己会受到他人的排斥，会受到惩罚。」此外，具有忧郁情结的人还会像自杀的人那样，放弃「人类以及所有生物与生俱来的求生意识」。佛洛伊德解释，具有忧郁情结的人之所以会产生仇视自己的心理，乃是因为他们将心中那股对去世亲人所具有的压抑性悲愤情绪，转移到自己身上的缘故，而这种仇视自己的心态，往往会表现在外面。因此，佛洛伊德认为，自杀的人通常在早期，会产生一种抑制性的杀人慾望，佛洛伊德指出：「每一个具有自杀念头的精神病患，都是先产生杀人冲动，然后才转变成自杀冲动的。」
　　马克斯．怀特的性格，似乎很符合佛洛伊德的描述。一方面，怀特曾经在日记里指出，他「对自己的恶运，感到非常绝望。」这表示，他有一种想杀人以及被杀害的心态。怀特用「我希望你们也尝尝事业不顺的悲哀威」这种强烈的语句，去诅咒他幻想中的敌人；怀特并且在日记里指出，「假如我不幸未被录用的话，我真的不想活了」，这表示，他对还没有发生的挫折，具有玉石俱焚的打算。另一方面，怀特不但表白了自己的绝望感，同时也表示，他宁愿继续受君王的统治，他并且透露，他的自我尊严很低，他认为他根本不应该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此外，正如佛洛伊德所料，怀特的确经歷过失去至亲的遽创。他的母亲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过世了，他母亲死后不久，他父亲就把年纪轻轻的怀特，送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和舅舅住。
　　虽然德克汉的论调，和佛洛伊德「自杀起因于内在心灵冲突」的论调，似乎颇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位的理论，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德克汉和佛洛伊德都用「道德危机」这个字眼，去描述自杀的病因。德克汉认为，只有当马克斯．怀特之类的人觉得，他们的个人境遇，不符合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时候，他们才会去自杀。
　　也就是说，导致这些人自杀的原因，并不是失业、贫穷或战争等社会危机本身，而是这些社会危机影响了这些人和道德秩序之间的关系。德克汉发现，教育程度愈高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其自杀率也愈高。但是这个现像在犹太族裔里，并不存在，因为犹太人的学习目的是，使自己能够更得心应手的应付生活里的种种挣扎，而不是深思反省，如何净化内心的偏见。对犹太人而言，教育程度是弥补他们在法律和舆论上不利地位的一种手段。
　　佛洛伊德对具有忧郁情结的人和具有哀恸情结的人所作的类比，则为自杀行为的肇因，提供了一些社会学上的解释。佛洛伊德指出，具有忧郁情结的人和具有哀恸情结的人虽然很相似，但是这两者并不相同。具有哀恸情结的人大多会参加葬礼等哀悼仪式，而这些哀悼仪式，其实是一种具有治疗作用的社会结构，它们可以帮助哀恸中的人，发洩内心的愤怒，自责和内咎情绪。诚如佛洛伊德所言，忧郁情结和哀恸情结一样，也是由失落戚所导致的内在情绪冲突；然而忧郁情结不但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疾病。和哀恸中的人一样，忧郁症患者的反应和行为，也是以治疗失落感为目标。虽然我们的社会与文化，通常会为哀恸中的人，提供一套有系统的哀悼结构，但是它们甚少为承受了遗弃，失业等严重失落打击的人，提供任何安慰。因此佛洛伊德大胆地建议，自杀的人当中，有许多是缺乏适当的文化结构去发洩心中失落威的「哀恸者」。
　　佛洛伊德的理论暗示，导致一个人自杀的原因，不是失落事件本身，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惯性失落感，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会走上自我灭亡道路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克汉派及弗洛伊德派的理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背道而驰，但是其实这二套理论，可以携手为自杀病因的心理文化分析研讨方向，提供一个丰饶肥沃的起始点。而这件事情之所以没有发生，尤其是没有发生在美国，一方面是由于理论上的冲突，另一方面则是歷史环境使然。
　　除了德克汉和佛洛伊德的推论之外，德国精神病学家艾密耳克雷波林（Emil Kraepelin。1856-1926），也在同时期提出了一套解释自杀病因的理论，而克雷波林的理论，既不依恃文化因素，也不依恃心理因素。克雷波林认为，造成沮丧症（depressive disorders）的原因是身体机能的失调现象。克雷波林可谓是精神病学界身体学派（Somatic Sc​​hool）里，最具有影响力的发言人。克雷波林反对德克汉所提，「只要减轻外在压力，就可以减少自杀事件」的假说，由于克雷波林对沮丧症的生理病因十分有把握，因此他也完全不贊成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
　　假如克雷波林读过马克斯．怀特的日记的话，他的看法必然和德克汉以及佛洛伊德大不相同，克雷波林根本不会太重视怀特日记里的实际内容。对克雷波林而言，怀特表达思想的方式，比怀特所写或所说的实际内容，要重要的多。克雷波林的关注焦点，和德克汉以及佛洛伊德完全不同。克氏会希望知道，怀特在别人面前如何表现他自己；怀特以前有没有经验过使他产生沮丧和狂躁情绪的事情；以及怀特的家族里，有没有人患过沮丧症。
　　佛洛伊德企图从病人的思维和梦境里去解读病因，而克雷波林的看法和佛洛伊德完全相反，克氏坚认，思想的表达方式比思想的实际内容重要的多。克雷波林认为，与其彻底检查梦境之类的个体异常现象，还不如鼓励精神病学家，集中精神去研究各个病人的异常症状和异常肇因，有那些异同之处。根据这个理论模式，克雷波林将忧郁症（melancholia）等单一性沮丧症，以及狂躁症（maniacal depression）等再发性沮丧症，作了一个区别。克雷波林同意，忧郁症通常是（但非总是）由「外界影响」造成的，比方说，由近亲去世所造成的情绪冲击等等。虽然有些时候，忧郁症会导致自杀行为，但是狂躁症患者的自杀倾向更大，因为狂躁症是一种再发性的情绪异常现象。由于狂躁症的情绪异常现象，是由生理因素造成的，因此即使没有明确的理由，它也会发作。克雷波林指出，「狂躁症这种精神病，源自某些人的天性，以及他们的家族。」克雷波林认为，心理分析家如果错把狂躁症误诊为忧郁症的话，可谓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精神病这门科学，尚未找到导致狂躁症的特定病因，但是克雷波林警告业者，切勿受佛洛伊德等派学说的误导。
　　以马克斯．怀特的自杀事件为例，克雷波林极可能会推测，导致怀特自杀的原因，不是社会文化的撞击，或者内在心灵的冲突，而是因为他患了狂躁症。另外，克雷波林也很可能会从验尸官的验尸报告里，找到支持他这种推测的证据。验尸官在验尸报告里指出，怀特经常感到昏晕无力，怀特并且跟朋友和同事抱怨过，他常常觉得意志消沈。
　　假如克雷波林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认为，神经科学界的近期发现，证实他的眼光的确很精准。由于刺激神经作用的药物，成功的治疗了各种精神病，因此引出了一系列探讨沮丧症和神经传导化学物质异常现象之间关连性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发现，自杀的人，其神经传导物质里的复合胺浓度，比常人低。此外，神经生物学似乎为克霍波林的门人，提供了对付心理分析理论的利器。「脑塑性」方面的研究发现，人刚出生的时候，脑神经细胞其实尚未发育完全，出生后的头两年里，脑神经细胞会快速增加，而脑神经细胞的发育，会一直持续到十二岁左右才停止。由于记忆的传送与贮存，与脑神经细胞的发育息息相关，因此神经生物学家指出，人类根本不记得幼儿期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有些神经生物学家认为，幼儿期的失落经验，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贮存进脑的记忆库里，而不是像心理分析理论所说的，被压抑在记忆的深处。
　　由神经精神病学界对心理分析理论的批评，我们不难看出，学术专门化的结果，使得彼此竞争地十分激烈的各个学派，只顾忙着互挖墙角。以自杀行为研究为例，各个学派在互挖墙角之余，反而忽略瞭如何解决这个研究课题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即是，不同的人在相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人会自杀，有些人不会自杀？任何一套企图解释自杀病因的理论，都必须讨论这个问题。可惜的是，虽然经过一个世纪的争执，德克英、佛洛伊德以及克雷波林的门人，仍然提不出比他们师傅的理论更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个人认为，这个难题最主要的解决障碍是，由德克英、佛洛伊德和克雷波林三人的理论衍生出来的一大堆专业化和专门化理论。
　　德克英、弗洛伊德和克雷波林之前的学者，并不认为自杀行为是由某种特定因素造成的。他们认为自杀行为和其他疾病一样，也是由情绪，体质和生活习惯的失调所导致的。一个人的整体生活和情绪起伏，是造成他身心失调的原因。对十九世纪的医生而言，精神层面的问题，只是白杀因素的一部份而已。那时候，具有自杀倾向的人，得接受药理、社会和心理三方面的综合调理，当时的业者把这种综合治疗法称之为「精神治疗法（moral treatment）」。
　　到了一八九○年代时，细菌学的问世以及社会科学的窜起，使得人们对折衷性诊疗法产生了疑问，而各个学派对自杀肇因所具有的共识，也因此被打散了。主张用特定病因去解释社会行为的新兴学派，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紧随一八八0年代的细菌学之后窜起的​​各个专业学派，使得精神治疗法看起来更不科学。在饱受嘲讽和贬谪的情况下，医学界的业者，终于放弃了精神治疗法。二十世纪初期的精神病学家——不论是身体派或是心理分析派——都愈来愈趋向于用疾病模式去诊断和治疗病人，因为他们认为，自杀行为和其他生理失调现象一样，乃是由特定因素造成的。
　　虽然美国的社会学家强调，导致自杀的原因，是社会上的分崩离析现象，不是生理或心理问题。但是美国的社会学家，也採用了一套疾病模式，去表达他们的理论：都市化以及社会上的分崩离析现象，造成了各种社会病，如果不加以注意的话，它们会导致自杀。
　　讽刺的是，这种对特定因素的信仰，却使得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在行为模式的理论上，出现彼此对立竞争，甚至相互抵触的局面。而学术专门化的趋势，更使得任何企图从综合角度去分析人类行为的说法，都受到不科学或外行的讥评。
　　各学派对自杀肇因解释的恶性竞争，适足以说明，学术分化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上，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由于这些专家的事业，甚至可以说整个学派，都建立在这些互相矛盾的理论上，因此他们反对综合以及跨领域的研究方式，而他们反对之烈，实已超越了专业领域内正常的保守作风。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文化、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学派，像美国划分的那么明确、彻底。而原本就相互竞争的德克英、弗洛伊德和克雷波林三派理论，又使得本已四分五裂的美国各专业领域，彼此竞争的更厉害。十九世纪时，社会学、心理分析学以及神经精神病学的问世，一度激发起美国人对自杀行为综合性研究方向的兴趣。然而学术专门化在美国境内大行其道之后（美国各学派在界线的划分与保护上，比欧洲更严格），各学派的分裂情况变得更形严重。德克英、佛洛伊德和克雷波林推翻了十九世纪学者对自杀行为理论的共识。那就是，情绪异常和自杀行为都是由环境、心理和生理因素共同造成的，而他们的美国传人可以说是一群冷酷无情地追求学术专门化的专家。他们满怀嫉妒地捍卫及保护着自己的疆界，不让任何企图跨越公定专业界线的人，越雷池一步。
　　我认为，学术专门化和坚持特定病因这两个因素，为跨领域的研究方式，树立了重重障碍。而固守这两个信条的结果是，自杀肇因的最基本问题，根本不可能获得解决。《美国人与自杀》一书的目标是，证明社会学、心理分析学和神经生物学上对自杀病因的分歧解释，彼此其实互补而非互斥。而唯有结合文化、心理和生理三个层面的智慧，才可能为德克汉、佛洛伊德和克雷波林三个人引出来的问题，找到圆满的答案。
　　《美国人与自杀》共分为两大部份。第一部份的内容是，描述十七世纪迄今的美国人，对自杀行为的看法。这一部份的内容显示出，造成美国专家对自杀行为产生分歧见解的，不是科学逻辑，而是学术专门化及专业化的趋势。第二部份是四篇具有连贯性的论文，在这个部份里，我提出了一个新模式，我将社会学、心理分析学和神经生物学上有关自杀行为的分歧理论，结合成精神文化生物学。这个精神文化生物学模式，可以说为自杀行为最根本的问题——在同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人会自杀，有些人不会自杀？——提供了最可能的解决途径。
　　我以北美洲人为对象，分析了一下自杀心理，我并且把北美洲人和其他西方人的自杀行为，作了一个比较。美国人，或者西方人的自杀病因，虽然并不特殊，但是美国人对自杀病因的某些研究经验，证明了这方面的研究是值得从事的。我希望对其他文化的自杀行为研究感兴趣的人，可以从我的研究调查里，找到一些相关性和异同处。
　　我之所以用清教徒作为本书的开头，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批用系统化的方式，完整的解释自杀因素的美国人。另外，清教徒也和后来的精神病学家与社会学家一样，公开讨论造成忧郁症和自杀行为的原因。虽然清教徒使用的词汇，和我们不太一样，但是清教徒关切的几个重点——个人责任、精神病和社会环境的分崩离析——却充满了现代观。

目录

「生死学丛书」总序
序
插图及地图
附表
前言
第一部份　从撒旦到复合胺
　第一章　从罪恶到疾病：美国人在自杀观念上的转变（一六三○-一八四三年）
　第二章　精神治疗法的起落（一八四四-一九一七年）
　第三章　学术专门化的趋势及代价（一九一七-一九八八年）
第二部份　自杀行为的心理文化生物学导向
　第四章　官方统计资料及其文化意义
　第五章　两种策略
　第六章　自杀行为的心理文化意义
　第七章　迈向心理文化生物学
　第八章　结语

插图及地图
　插图
　　图3.1　神经线连接两个神经单位图
　　图3.2　胞突隙缝
　　图4.1　圣地牙哥郡男，女自杀比例图，1880-1972（每十万人中的自杀人数）
　　图4.2　费城男，女自杀比例图-1868-1971（每十万人中的自杀人数）
　　图4.3,4.4　奴德的自杀企图
　　图4.5　加州青少年和老年人自杀率比较图1980-1984（男性，每十万人中的自杀人数）
　　图4.6　美国青少年自杀比例图（15-24岁）1977-1985
　　图6.1　美国境内在外国出生者的自杀比例图，1959（每十万人中的自杀人数）
　　图6.2　各国自杀比例图，1880-1978（每十万人中的自杀人数）
　　图7.1　神经单位早期成长图
　　图7.2　脑海马体和脑扁桃体
　　图7.3　复合胺迂迴图
地图
　地图6.1　美国各地区自杀比例图，1880
　地图6.2　美国各地区自杀比例图，1918-1922
　地图6.3　美国各地区自杀比例图，1960
附表
　表2.1　纽约的自杀比例，1805-1839
　表2.2　欧洲主要城市的自杀比例，1813-1834
　表4.1　圣地牙哥郡男，女自杀率，1880-1972
　表4.2　圣地牙哥郡不同自杀方式的男，女自杀率，1880-1972
　表4.3　圣地牙哥郡举枪自杀的男，女比例，1880-1972（每十万人中的自杀人数）
　表6.1　美国各大都市的自杀比例1891-1895
　表6.2　以出生国为标准的各城市自杀比例表（每十万人中的自杀人数）
　表6.3　以出生国为标准的旧金山市自杀表1938-1942及1948-1952
　表6.4　1880年以后的各国自杀率比较（每十万人中的自杀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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