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波洞中记》二卷（或称一卷），为唐代相书，作者不详；《四库全书》称许此书「所论相法视后来俗本较为精析」。
　　《玉管照神局》或称《玉管照神》，南唐宋齐邱撰，《四库全书》将其考订为三卷，称此书「议论颇为精晰，而所取各书，大多世所未睹」。
　　《月波洞中记》与《玉管照社局》，这二本相书与《人伦大统赋》、《太清神鑑》并列中国四大相书，凡欲认识「中国相术」的人，此二书均为应读的精典之作。

代序　中国古代预测术的起源与发展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术数类，收入有关术数的着作五十种，其中不少是馆臣以《永乐大典》辑录出来的珍本。术数类中，又分为「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六属。
　　术数，是中国古代方术的一大门类。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生活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术数。
　　古代方术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预测术；二、长生术；三、杂术。而其中的预测术，即《汉书．艺文志》中的「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术数。术数，又称「数术」，三国人书昭认为，术，指占术；数，指歷数。意谓术数为阴阳家、占筮家所用之术，即运用阴阳五行、生剋制化的数理，通过对自然和人事中一些现象的观察，以推断国家或个人的气数和命运的吉凶祸福。
　　术数，即预测术，主要包括占卜术和星相术。
　　占卜术，是用各种非理性的、神秘的方法，来获得世间事物的情报或预测未来吉凶祸福之术。现存可考的最早的占卜术为甲骨卜。吾人从考古发掘获知，在新石器时期已广泛使用卜骨，至商代甲骨卜臻于极盛。它的特点是以火烧灼兽骨龟甲，观其兆象以断吉凶。周代，以数理为依据的筮占法流行，并出现了蓍占专书《易经》。以阴爻和阳爻组成八卦及六十四卦进行占验，表明了古人对天人、阴阳关系的理解。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星占术，也在殷周时期盛行，人们利用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行情况的变化来预测国家的重大事件。除了甲骨卜、筮占、星占卜，先秦时还有筳篿、梦占以及其他各种象占的占卜术。汉以后更衍化出杯筊、金钱卜、灵祺占、牙牌数、籤占等林林总总的占卜术。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理论与天文历法的推究结合起来，产生了两种特殊的占卜术：「择吉术」和「式卜术」。「择吉术」，也叫「选择术」或「择日术」。战国至秦汉时期，选择日辰之风甚盛，择吉的家数甚多，《史记．日者列传》就曾记载过由五行家、堪舆家、建筑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等就择日问题进行的一次辩论。式卜术，包括六壬、太乙、遁甲三种，合称「三式」，其特点运用「式」这种器具进行占卜。星相术，包括星命术和相人术、相地术。星命术，是根据星占术或人的生辰八字推算个人命运之术，主要有「五星术」和「三命术」两大流派。相人术，是观察人的形体、相貌以测断其贵贱寿夭、吉凶祸福之术。相地术，则包括相宅术和相墓术，统称为堪舆术或风水术，是观察宅舍、坟墓的地形、环境以测断吉凶休咎之术。《汉书．艺文志》把相人术和相地术都归入「形法」之学。
　　术数，源于古老的原始宗教，先民面对着无情的大自然和变化复杂的社会，每感到力不从心，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好乞灵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寻求预测未来，趋吉避凶的方法。原始宗教中的巫史，其职责就是沟通人和天、人和神、人和亡灵之间的关系，使人类能获得天、神与亡灵的指示，顺利解决一切疑难问题，并怀着敬畏之心走向未来。先民这种渴望预知未来的心理，促使巫史文化的发展，演变出各种不同的术数。
　　而术数自身，终于由原始感性的迷信，发展为有理论依据的「学术」，其理论依据即《四库全书》术数类中的「数学」。所谓数学，就是「周易」象数之学。《四库．术数类》敍云：「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完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这种通过物象之数来推阐天地之理的学问，是周代巫史文化在哲学上的反映，后世学者，更推而广之，形成了系统的象数学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宋人邵雍《皇极经世书》。作者以其归纳及创制出来的象数体系，以概括宇宙的一切。象数学对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象数，是以「数」作为符号。最早见于古籍中的象数理论，为《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沖气以为和。」（「道」产生统一的事物，统一的事物分裂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的两个方面产生新生的第三者，新生的第三者产生千差万别的东西。万物内涵着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它们在看不见的气体中得到统一。）经过战国、秦、两汉学者的推行，形成了一套以「阴阳」为体，以三才、四象、五行、六爻、七星、八卦、九宫、十干、十二支、二十四气等「数」为用的象数体系，这也就是中国术数学的核心。《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总结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术数，是建立在《周易》象数学理论上的各种预测术。千百年来，术数曾深刻的影响、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多多少少都主动或被动地接近过它，受到它的摆佈。术数在民间的影响，甚至有过次于儒、道、释、墨。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术数被摒弃在研究大门之外，学者们往往把它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旁门左道，不屑一顾，或简单地斥之为「迷信」、「骗术」，彻底否定。近年来，开始有人对术数中部分内容，如《周易》占、占梦、星占等作过初步的研究，但由于缺乏数学的整体认识，这些分散的研究也就难以取得较大的成果。与此同时，被学者遗弃了的术数，从另一条阴暗的渠道流向民间，在落后愚昧的人群中散佈开来，术士神棍更借它来行骗敛财，坑害民众。占卦、算命、看风水等形形式式的活动，严重地腐蚀着一部分人的灵魂，并从各个方面败坏社会风气。
　　中国方术的内容是异常复杂的，但又是互有关联的，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常揉合在一起，阴阳五行等基本理论，贯串着方术的多个方面，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吾人认为，方术是一门独立的学术，应建立一门「中国方术学」，把方术的研究理论化、系统化，研究方术活动的歷史及现状，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影响，考察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而「中国术数学」则是中国方术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中国古代术数，应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妥内容，遗憾的是，由于学者们对术数缺乏应有的知识，近代出版的哲学史着作对中国术数的介绍与评价均付诸阙如。其实，中国古代的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几乎没有人能彻底摆脱术数思想的影响，甚至连着名的唯物论者王充、张衡，无神论者何承天、范缜，都津津乐道「吉凶之命，盛衰之禄（王充：《论衡．命禄篇》）、「日月运行，暦行吉凶；五纬经次，用告祸福」（张衡：〈灵宪〉）。哲学史家如果不研究术数，则无法理解他们的思想根源。
　　同样，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离不开方术。发明火药的古代化学家实际上就是炼丹方士，为人诊病的医生与巫师竟是同一类人，指南针是风水先生的用物，浑天仪是占星术士的工具。如果一昧盲目的否定方术，也就等于否定中国古代科学。
　　要研究古代术数，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蒐集与整理歷史上遗留下来的术数文献。只有在掌握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遗憾的是，近几年正式出版的一些所谓有关术数的小册子，多从「实用」的角度撰写，去教人如何如何算命，如何如何看相。编撰者对这些方术的来龙去脉都不甚了了，其「着作」也只能误导读者而已。
　　为了使现今一般读者能更方便利用古代数术资料，本社以《四库全书》所刊的四种相书为底本，并以坊间几种已刊行的校本为辅本，进行点校和今译，分门别类出版。这一次出版的是「相书」类书籍《月波洞中记》、《玉管照神局》、《人伦大统赋》、《太清神鑑》四种。这四本相书在明《永乐大典》与清《四库全书》均收入其中，堪称「中国四大相书」。与近年所发现《敦煌相书》同等重要。
　　相书，是有关古代「相人术」的书籍。相人术，简称相术。是观察人的骨骼、形貌以测断性格、命运的方术。相人术的观察对象，包括头面、手掌、体型、动静、声音等方面，而以面相为重点，观察层次特别深入，形态、气色并重，并辅以详密的流年法。相体型、动静、声音亦每有与客观实际相等之处，相手则往往流于粗率含煳，臆断附会。据《左氏传》、《逸周书》、《吴越春秋》等史籍记载，在春秋时代，社会上便流行谈相论面。约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相人术已成为一门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学问，出现了不少名相士和相书。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相人与相地、相牛马、相刀剑相相提并论，认为同属于「形法之学」。两汉时期的王公贵族特重看相，宫廷和显要部门设有专司看相的「相工」。其时相法颇重视观察骨骼，王充《论衡．骨相篇》：「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即其概括反映。魏晋南北朝时，相骨与相形并重，尤重天生畸形，曹植《相论》谓：「使形殊于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梁刘孝标《相经序》对此有更详尽的发挥，可见当日时尚。唐宋两代至明初，相人术进入成熟期，体系日臻缜密完整，名相士和着作层出不穷。大相术家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有的甚至被当政者礼聘为高级谋士，不少知识分子和上层名流也热衷于谈相论命。明代中叶迄于近世，相人术广泛流传于市井乡间，被掺入大量玄虚荒诞的内容，无论理论抑或技术都缺乏创新发展，逐渐滑入庸俗化神秘化的下坡路，致使相人的社会地位日益下降，终至被视为江湖末技。
　　在众多的古代相术家中，最着名的是春秋时代的姑布子卿，战国晚期的唐举、许负、三国时期的管辂、司马德操和朱建平，唐代的袁天纲（罡）、李淳风和张憬藏，五代末的麻衣道者，北宋初的陈希夷（抟），金代的张行简，明初的袁珙、袁忠彻父子，清代的陈钊、范文国等。许多文化名人，如孔子、孟子、荀子、王充、李白、司马光、黄宗羲等，对相人术也颇有兴趣和独到见解，留下了不少名言睿语。歷代的相学着作不可胜数，仅宋人郑樵《通志．艺文》所着录，便有七十三部，但大都散佚无存。现尚存世的早期相学着作，当推敦煌石窟所藏的唐人《相书》九个写卷。此书全面展示了中古时代的相术家对人体纹理、黑痣、器官等的认识，表现了是中古民俗意识和社会民俗的反映，具有很高文献价值。而《月波洞中记》、《玉管照神局》、《人伦大统赋》、《太清神鑑》这四种相书，是清代干隆时期四库馆臣以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相书中经过严格筛选才收入《四库全书》中的，它们也是除敦煌《相书》之外现存最古的相书，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这四种相书的内容和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作了简明的论述。这些古代相学名着，由于自身的缺点和种种歪曲误解，使得迷信与科学交织混融，难以分辨，而其体系毕竟是建立在对生命符号的研究之上，对命运的符号表徵，以及人相的观察和判断，植根于人与自然及社会规律的哲学观，其本质仍是有符合科学精神之处，未可全盘否定。
　　读者在看完本系列点校及译文、评语后，除了对于中国相学有进一步认识外，如何进一步将前人累积的说法，去芜存菁，并加以发扬光大，应当是目前中国相学爱好者最重要的课题。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李昱德　一九九五年一月

〔提要〕

　　臣等谨案：《月波洞中记》见于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者一卷，称老君记于太白山月波洞，凡九篇。晁公武《读书志》亦载此书二卷，序称唐任逍遥得之于太白山月波洞石壁上，凡九篇，相形术也。与《艺文略》所记并合。《宋史．艺文志》载：《月波洞中龟鑑》一卷，又《月波水洞中记》一卷，皆无撰人姓氏，其为书异名抑或两本别行，已无可考。自来术家罕有徵引，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存，核其体例，盖犹据宋时刊本录入，并有原序一篇，称老君题太白山鸿灵溪月波洞中七星南龛石壁间，其说与《艺文略》相等，而序中不及任逍遥之名，则亦非晁氏所见之旧矣。序末又题赤乌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案相术自《左传》已载，而序中乃独称钟、吕二真人。钟离权生于汉代，其事已属渺茫；吕则唐之洞宾，传记凿然，何由三国时人得以预知名姓？且赤乌纪号尽十三年，又安得有二十年？明为不学之徒依托附会，其妄殆不足与辨。特以其所论相法，视后来俗本较为精晰，当必有所传授，篇首自〈仙济〉到〈玉枕〉九章，其词亦颇古奥，盖即郑樵、晁公武所言之九篇，疑原本止此，故诸家着录皆称九篇，以下或为后人所附益，亦未可知也。然相传已久，今亦不復删汰，以篇页稍多，析为二卷，以便循览，且徵示原本与续入之别焉。干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　陆费墀

月波洞中记　原序

　　医、卜者，皆术也。医而不验，非所谓良医也；卜而不应，非所谓善卜也。愚之神术，非敢称善谓无所不应矣，素非伎者，昨因求士，假术以讲道。夫相者，先相出气，重者为贵，轻者为贱。若人内心神有千尺之索，是行也，穿满者为大贵，取尽者为大杀，此索系钟、吕二真人为证也。穿满者、眉有曲鈎者，积行人也。取尽者、眉毛散逆及断者、粗硬者，为有灾无德。夫相者，天地之玄机，圣贤之蕴奥，取祸福而无差，定生死而有则。遇之于相，始之钟、吕之太白山石室中，有逸人陈仲文，传之三卿张仲远。余因得之而不敢隐，故传于世。斯诚神异术也。又云：相术九篇，乃老君题在太白山鸿灵溪月波洞中七星南龛石壁间，如有志人念得斯九章，精通其象，广拜道术。赤乌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序。

目录

代序——中国古代预测术的起源与发展
提要
原序
卷上
　仙济
　九天玄微
　冥度
　灵岳
　幽隐
　河月
　心隐
　贯德
　玉枕
　耳限十五年
　额限十年
　眉限四年
　眼限六年
　鼻限十年
　上下唇二十年
　颏限五年
卷下
　论八限
　杂论印堂、项、腰、足
　神骨马相
　断及第
　断富贵
　凶暴五年
　恶死五章
　疾病五章
　夭折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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